张永鹤，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现任北京大学医学部睡眠医学中心副主任，中国药理学会副秘书长和常务理事。担任科技部863项目、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高校专家和北京市科学技术奖励等评审专家，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重大新药创制等多项课题。主要从事抑郁、创伤后应激障碍等与睡眠障碍共病动物模型建立以及安神中药机制及活性物质基础研究，并开展创新药物研发。已发表论文70余篇，其中SCI论文50余篇。已授权国际专利7项，国内专利1项。

我2001年回国后开始参加中国药理学会学术活动，尚属“年少”之列。记得第一次独立做药理学实验是1983年，在吉林省药检所药理室做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时，当时看到徐叔云教授主编的《药理实验方法学》，真的是爱不释手，犹如圣徒遇见圣书一般。可以想见，后来当我见到徐叔云教授本人时的激动心情了。当然，见到金有豫教授时的心情亦如此，因为金先生主编的《新编药物学手册》也是我的挚爱珍藏。

后来参与药理学会的活动和工作，使我对学界的老前辈们有了更深的了解，也为他们取得的卓越成就所感动。例如，在人参研究领域数十年如一日地“深耕细作”的张均田教授；也有在灵芝研究中孜孜以求坚持不懈的林志彬教授。同时，也为新中国药理学所经历的曲折的发展历程，尤其是对“文革”期间所埋没的一些重大成果深感惋惜。例如，1961年邹冈先生及其导师张昌绍教授第一次提出的吗啡镇痛作用部位在第三脑室和大脑导水管周围中央灰质的新观点，这一观点后来被国际学术界誉为吗啡作用原理研究的“里程碑”。20世纪60年代，邹冈等人发现的GABAA受体拮抗剂荷包牡丹碱（bicuculine），是GABA药理学研究的又一个“里程碑”。遗憾的是这篇论文不仅没有发表，研究工作也被迫中断。1970年澳大利亚Curtis实验室在Nature上发表了bicuculine是中枢抑制性递质GABA特异性拮抗剂的首篇报道。该杂志评论这是神经科学研究中的一个重大突破。可惜邹冈先生团队比国外早6年的发现被埋没在萌芽时期。

忆往昔，反观当代中国药理学研究，无论是从事药理学研究人员的数量、经费支持的力度，还是所发表论文影响因子的“高度”，应该说都是前所未有的，也涌现出大量的学术成果。但也隐约地感觉到，有一种潮流正在以不可阻挡之势，逐渐地磨蚀着药理学的“桥梁“特征。尤其是在以“影响因子”为唯一评价指标的评估体系的“孵育”下，药理学的“分子生物学化”更是已近极致。药理学所具有的“桥梁”角色正失去立足之地。究其原因，评估体系无疑是原因之一，但更为重要的可能是对方法论的漠视。目前，分子生物学所坚持的还原论（又称分割论）方法学，研究多集中在细胞水平的基因、蛋白质以及更为微观层面。而“系统生物学”，由于其基本信息来源的局限性（源于纯化了的单一细胞）以及研究方法的限制，也遭遇了巨大的难以克服的困难。对于这样一个复杂的生命系统整体性能的阐明，对它来说还是遥不可及的未来。虽然已经注意到整体（系统）观的重要性，并提出了系统生物学的理念，试图克服还原论研究方法所带来的局限性，但仍无法架起可以逾越还原生物学与生物机体整体系统之间鸿沟的桥梁。提示我们，未来药理学“桥梁”作用的重构，应重视系统论与还原论的合理运用。在药效学研究应以系统论方法为主，而在机制研究中则应结合系统论和还原论方法进行研究。在研究不同细胞及组织间的关联机制时，还应采取系统论方法进行研究。NO-cGMP通路的发现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

最近流行这样一句话，走得太远，忘了为什么出发！或许，此刻正是我们应该溯本清源，回到“初心”的时候了。愿中国药理学会蓬勃发展！

张永鹤，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现任北京大学医学部睡眠医学中心副主任，中国药理学会副秘书长和常务理事。担任科技部863项目、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高校专家和北京市科学技术奖励等评审专家，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重大新药创制等多项课题。主要从事抑郁、创伤后应激障碍等与睡眠障碍共病动物模型建立以及安神中药机制及活性物质基础研究，并开展创新药物研发。已发表论文70余篇，其中SCI论文50余篇。已授权国际专利7项，国内专利1项。

我2001年回国后开始参加中国药理学会学术活动，尚属“年少”之列。记得第一次独立做药理学实验是1983年，在吉林省药检所药理室做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时，当时看到徐叔云教授主编的《药理实验方法学》，真的是爱不释手，犹如圣徒遇见圣书一般。可以想见，后来当我见到徐叔云教授本人时的激动心情了。当然，见到金有豫教授时的心情亦如此，因为金先生主编的《新编药物学手册》也是我的挚爱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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